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的“习武崇文—避暑山庄宝玺展”上展出的碧玉交龙纽“避暑山庄之宝”
7月5日,由承德市文物局、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、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联合策划的“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展览季”在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开启。在其中的“习武崇文—避暑山庄宝玺展”上,故宫博物院首次展示了珍藏的四方“避暑山庄”印玺。
帝王之印称为玺。
避暑山庄,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。历史上,避暑山庄曾是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。
“避暑山庄”印玺什么样?和避暑山庄有什么关系?避暑山庄收藏着哪些重要印玺和印文?记者带您一探究竟。
1、清代印章中的“顶配”
7月6日,“习武崇文—避暑山庄宝玺展”在避暑山庄松鹤斋十五间照房举行。
一米多高的展柜里,陈列着不同玉石材质的印玺。
此次展出的四方“避暑山庄”印玺,均属故宫博物院所藏。这也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将这四方印玺集中对外展示。
“原本只是来参观避暑山庄的,没想到还能一饱眼福,看到传说中神秘的皇家玉玺。”从北京来承德游玩的王女士很惊喜,每一方印玺她都要先拍照,然后放大照片仔细欣赏。
“玉制的印玺有多重?”“玉玺上雕刻的小动物是什么?为什么叫印纽?”“乾隆皇帝为什么喜欢到处盖章?”……参观展览的游客们好奇地对讲解员提出各种问题。
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李建红,关注避暑山庄的印玺已有多年。
“在封建社会,印章的使用从规格尺寸、纽式形制、字体、印材,到穿系在印纽上的绶带颜色,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。”李建红说。
最高等级的印章,是皇帝专用印信,称为“宝”或“玺”。
《明清帝后宝玺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宝玺者何?天子所佩,所以为信也。”意思是说,宝玺,就像是皇帝的“身份证”或“公章”一样,代表权威和诚信。
知名的“大清二十五宝”,就是乾隆皇帝钦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。
除了“大清二十五宝”这样的“公章”,皇帝还有私用专属印章,分为宫殿玺、鉴藏玺等多种类型。
这次展出的四方印玺,都是宫殿玺,是乾隆皇帝专门为避暑山庄制作的。它们和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“避暑山庄”匾额齐名,共同见证了避暑山庄与紫禁城的历史渊源。
“四方印玺从用材到做工,处处体现着皇家的威严,可谓清代印章中的‘顶配’。”李建红说。
从尺寸和印文上看,四方印玺印面为正方形,最小的一方边长5.7厘米,最大的一方12.8厘米,另外两方分别为10.7厘米和11.8厘米。每一方印玺都有专门定制的紫檀木宝匣。其中三方印文是“避暑山庄”,一方是“避暑山庄之宝”,都是阳文篆体,字形严谨规范,体现出宫廷御用印文的显著特点。
从材质和造型上看,四方印玺有三方碧玉、一方青玉,都是上等玉料,琢工精致。其中三方为正统的双头交龙纽,一方为帝王制印常用的双螭纽。纽中有孔,系着一条明黄色绶带,衬托印玺的贵重。
四方印玺中,有一方印台明显比其他三方要高,印台侧面有刻字,刻的是乾隆皇帝的《避暑山庄百韵诗》。存放印玺的紫檀木匣四周还刻有乾隆皇帝的《〈避暑山庄百韵诗〉有序》,序文说明了康熙皇帝建造避暑山庄的缘由——“非为一己之豫游,盖贻万世之缔构也”,并告诫儿孙和臣子们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
由于史料不全,大部分清代印玺很难考证准确的制作年代,只能通过帝王印谱,判断大致的时期。
清代皇帝的印玺都有印谱,称“宝薮”。后人在判定四方“避暑山庄”印玺何时所制时,参考了《乾隆宝薮》,其中记载了“避暑山庄”四方印玺的印谱,而清代其他皇帝的印谱中并没有相关记载。
这四方印玺用在何处呢?
今天,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弘历再仿倪瓒狮子林图卷》和《弘历避暑山庄烟雨楼图卷》等书画作品中,我们能看到“避暑山庄”的印文。
这些印玺和印文,记录着紫禁城与避暑山庄,一座“冬宫”和一座“夏宫”,在历史长河中的深厚渊源。
2、遍布山庄的帝王“痕迹”
除了这四方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印玺,避暑山庄博物院也收藏有五方印玺,分别是“四知书屋”印、“烟波致爽”印、“文津阁宝”印、“延薰山馆之宝”印和“避暑山庄勤政殿宝”印。
这五方印玺,原藏于避暑山庄内五座重要殿堂。
避暑山庄现存的印玺虽然只有五方,但如果算上众多匾额、碑刻、楹联、书画上的印文会发现,清代帝王在避暑山庄留下的“痕迹”无处不在。
20世纪80年代,避暑山庄印玺研究者冯春江根据《乾隆宝薮》等清代史料,编辑了《清帝避暑山庄印文注释》一书。书中记载的部分印玺没有传世,这本书就成了今天了解避暑山庄印玺的重要资料。
据《清帝避暑山庄印文注释》记载,避暑山庄留下了四位清代皇帝的印文,分别是康熙、乾隆、嘉庆和咸丰。
其中,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题写的碑石、匾额、楹联最多。他一生刻制了1800余方印,在避暑山庄保存至今的相关印文就有120余处,其中“乾隆御笔”有30多处。
梳理这些帝王在避暑山庄的印文,会找到一些形制、功能独特的印玺。
康熙皇帝与避暑山庄相关的印玺一共五方,其中一方“体元主人”印玺,是印玺中少见的圆形形制,非常特别。“体元主人”是康熙皇帝的名号,这一印文出现在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书写的《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》中。
“体元主人”四字篆文上方有八卦图案的“乾”,下方是八卦图案的“坤”,两侧各有一个龙纹图案,龙头朝向一上一下。印文从内容到图案设计,都有很深内涵,康熙皇帝借此表明自己的志向,要做顺应天意、施行德政的明君。
乾隆皇帝也有一方印玺比较独特,准确说是两方印玺。在《清帝避暑山庄印文注释》中,记录了这两方印玺的印文。
圆形印,为八卦中“乾”的符号,代表天,也正好是乾隆的“乾”字。两侧为两条龙,篆刻线条流畅,二龙显得生动活泼。
方形印,为篆体“隆”字。“隆”,有兴盛、盛大之意。“隆”字两侧也有两条龙,不像前者那样奔放,更加规整严肃。
两方印玺合起来,正是“乾隆”二字。
这款“乾隆”印文,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共存有6处,包括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紫檀立柜、普宁寺大乘之阁和大雄宝殿的楹联、普陀宗乘之庙《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》石碑等。
避暑山庄现存的印玺,除了一些形制独特的,还有一些功能独特的,比如“文津阁宝”印玺。
“文津阁宝”印玺材质为青玉,印纽为双头交龙纽,纽上有一条明黄色绶带装饰。
文津阁,是避暑山庄的藏书阁。乾隆皇帝为收藏《四库全书》,曾先后修建了七处藏书楼,文津阁是其中之一。
文津阁所收藏的《四库全书》每册书上,都印有“文津阁宝”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“文津阁宝”印玺类似图书馆的“藏书章”。
3、“带有感情”的历史见证
除了“顶配”的制作工艺,避暑山庄的很多印玺还“带有感情”,它们集中反映了清帝的性格、思想。还有一些印玺成为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。
7月6日,避暑山庄宫殿区常设展览“挂屏”文物展展厅,玉雕的对联挂屏“清乾隆紫檀边嵌玉字对挂屏”前,参观游客络绎不绝。
这副对联的上联是“藩厘延岱岳”,下联是“长养赞神皋”。对联上共有三枚玉章,迎首位置一枚椭圆形的迎首章,为“德日新”。落款位置两枚方形的押角章,分别为“犹日孜孜”“古稀天子之宝”。
“德日新”和“犹日孜孜”,是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在勉励自己,要日日增进美好的品德,勤于政务,孜孜不倦,奋发向上。
“这样的印文,更像是帝王的‘座右铭’,通常是勉励自己、寄托希望等含蓄的表达。”李建红说。
乾隆皇帝御制的类似印玺还有“敬胜怠”“自强不息”“所宝惟贤”等,都是他在提醒自己,要战胜懒惰,自强不息,珍惜贤能之士。
还有一方印玺,记录下了乾隆皇帝五世同堂的快乐——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印玺。
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,74岁的乾隆皇帝喜得玄孙,五世同堂。三年后,77岁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御题“五福五代堂”匾额,悬挂在避暑山庄东宫卷阿胜境殿,同时刻制了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印玺。
如今,我们还能在避暑山庄四知书屋的匾额之上,找到仅存的一处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印文。
印玺记录下的,不只有自勉和家庭生活,还有激烈的宫廷斗争。
在避暑山庄去世的咸丰皇帝留下的两方印玺,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争夺。
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夏,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,咸丰皇帝临终前留下三道遗诏:一是立六岁的载淳为皇太子;二是任命载垣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八大臣;三是赐给皇后慈安“御赏”印玺,赐给皇太子载淳“同道堂”印玺,并规定凡以后下发谕旨必须使用此二玺为凭。
载淳继位后,由于年幼,“同道堂”印玺由其生母慈禧掌管,代其用印。但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,最终慈禧控制了“同道堂”“御赏”两方印玺使用权。
“同道堂”和“御赏”两方印玺,在此后的历史中,还见证了多项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。
为什么和避暑山庄有关的印玺,有的存放在避暑山庄,有的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呢?
1913年,一些有识之士呼吁,把清宫珍宝集中保护管理并予以展示。北洋政府决定在故宫西华门内修建宝蕴楼,用来保存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。此后,包括避暑山庄的印玺在内的大量文物被运往北京。1925年,故宫博物院成立,这些文物入藏其中。
两百余年时光飞逝,今天我们看到这几方印玺,依然能穿过历史云烟,感受到那些隐于其后的生动故事。